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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信仰至今已历时千年。早期的海外闽南人是海洋移民，妈祖是保佑在海上讨生活者的神明，因此扬帆出洋的闽南人在出海前和抵埠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祭拜酬谢妈祖庇佑“海不扬波”，妈祖信仰随着闽南人的出洋而传至海外，妈祖庙便成为早期闽南人的聚集之所和精神根据地。在新加坡，除闽南人在天福宫奉妈祖外，同样是海洋移民的潮州人在粤海清庙、琼州人在琼州会馆天后宫都奉祀妈祖。所谓“神缘”，是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共奉神祗为标识而结合的人群；其组织形式有神社、寺庙、教会等。本文以闽南人为主的天福宫为例，就妈祖这一“神缘”在海外闽南人中的作用加以分析，以求从中得出些结论。 一、新加坡天福宫 神祗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而神祗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播途径。在神祗传播活动中，其活动空间便是庙宇。华侨出国谋生，除以原有的生产技术经商才智在外打拼外，还带走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包括家乡的信仰。关于华侨在海外建庙迎奉家乡神祗，韩槐准先生描述说“古代南洋各角落，华侨人数未多之时，贩海之船舶一到其地，憩息无所，常建简陋之亚答屋，以资登岸时之用，同时可供奉其所迷信之水神，后华侨人数渐多，资力渐富，乃改建巍峨之庙宇。”① 海洋移民闽南人到新加坡拓殖，妈祖信仰便传到新加坡。1810年闽南华侨在海边设坛奉祀妈祖神像。1821年2月18日，福建帆船从厦门第一次直航新加坡，带来了一批为经商而移居的闽籍商人。是年，祀坛已发展成为一间小庙。1824年英国殖民者辟新加坡为自由港，采取允许商人自由买卖的政策，不少马六甲闽籍侨生小商移居新加坡。闽籍移民人数的增加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奉祀妈祖的小庙已不能满足日渐增多的海洋移民的祈愿和聚集之需。1839年由新加坡各方言帮的领袖集款在妈祖祀坛小庙的基础上扩建为天福宫。来自马六甲的闽南籍侨生陈笃生为天福宫大董事。于1850年奠立的《建立天福宫碑记》反映了当时华人建庙缘由：“我唐人由内地帆海而来，经商兹土，惟赖圣母慈航，利涉大川，得以安居乐业，物阜民康，皆神庥之保护也。我唐人食德思根，公议于新加坡以南直隶亚翼（马来语“海湾”之意，即今直落亚逸街）之地，创建天福宫，背戌面辰，为崇祀圣母庙宇。”② 天福宫位在漳、泉人聚居的直落亚逸街，其建筑工艺手法和材料来自泉州，是正统闽南风格的宫观建筑。1840年4月，宫庙举行迎神活动，恭迎从福建制作的妈祖神像安放天福宫。当时迎神活动场面庄重盛大，轰动整个新加坡华人社会。天福宫的正殿中央崇祀“天后圣母”（妈祖），妈祖的两侧是保生大帝和关圣帝君（关羽）。殿的后堂祀观音大士，宫的左右各有楼阁一座，左阁是1849年建立的“崇文阁”，为新加坡最早的华文学堂。右阁为土生华人组织“庆德会”所在。在正殿最高处悬挂着清朝光绪皇帝御笔所书“波靖南溟”，之下是陈笃生所立的“泽被功敷”，正殿入口处的“显彻幽明”，则是中国派驻新加坡的第一位领事左秉隆所立，从这些匾额赠送者的身份，可以看出当年天福宫的地位。 天福宫虽然是各方言群筹款所建，但是，宫庙后来成为闽南人崇祀和活动中心。究其原因，颜清煌先生认为“由于该宫多数的创建人是已控制理事会领导权的闽南人，因此，给人们留下的是该宫是被某一方言集团所垄断的印象。……实际上，他们已经把该宫变 为他们的活动中心。”③在1860年福建会馆成立前，天福宫是福建人聚居新加坡时的聚集之所和重大活动之地。在19世纪，以闽南人为首的闽帮游神会便以天福宫为中心。 根据《建立天福宫碑记》所言可知，当时闽南人修建天福宫是为了“食德思根”，以表示他们不忘故土家园，认同自己文化的象征。早期闽南人移民，历尽波涛风险，“天下至险，莫于海”，移垦和经商的艰难，在未可预知的环境里，祈求家乡神灵保佑的信仰便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这种“人因神聚、神因人移”是中国民间信仰文化的一个特征，也是华人移民自我增强信心的良方。“南洋各处华侨今尚膜拜之天后圣母……乃古代华侨迷信能扶助航海，而增加一路平安之自信心理作用，以达南进成功之功神。” ④ 二、天福宫与新加坡城市发展 中国人的传统是挣了钱先修庙，祈求神灵保佑发财致富。也就是经济的发展推动妈祖信仰，而妈祖信仰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又能反过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妈祖信仰的初始宗义是尊妈祖为航海保护神。但随着海商对财富的追求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妈祖的神性已被引伸为商业保护神和财神。”这是因为自1824年新加坡辟为自由港后，已成为英国殖民者在东南亚的主要港口，它与世界各商港的贸易活动日益频繁。中国东南沿海城市是其海上贸易网络的重要站点，中国帆船满载着陶瓷丝织品等中国货物前来通商贸易，当时活跃于新加坡商业领域的是有着丰富海贸经验的闽南人。而来自中国海商的贸易活动和移民下南洋谋生全靠船运，漫长的海上行程，惊涛骇浪，风险不断，海商的身家性命和船货能否顺利抵达目的地以实现其商业价值，全系于海上的状况。如果能得力于妈祖女神的法力庇护，对于唯利是图的商人和希望“安居乐业、物阜民康”的移民来说，是美好的祈愿。因此商人和海洋移民大力推崇妈祖。修建天福宫不少捐款人是帆船船主便可说明这一点。在天福宫正殿里悬挂着一副对联也反映了当时帆樯云集天福宫的情境：此地为涉深第一重冲要帆樯稳渡又来万里拜慈长，惟神拯航海千百国生灵庙宇宏开籍与三山联旧雨。 妈祖信仰对推动一个街区、或一个城市的发展也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天福宫的前身，只是一个建在海湾边上的神坛，这是在莱佛士登陆新加坡之前。其后漳泉人由马六甲来新的日渐增多，他们以祭祀圣母的神坛为凝聚中心，人数越聚越多；随着神坛变为一小庙，经商开店、生活居住的地盘也渐扩大。当然，直落亚逸街的发展与莱佛士希望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商业港口城市有关。1822年，莱佛士重返新加坡后，成立了城市发展委员会，规划由直落亚逸向东伸延至河口沙洲一带，作为最早扩建市区的范围。莱佛士考虑到华人中不同方言群体之间常会出现纠纷，因此，按不同的区域分配不同的华人方言群体。闽南籍人士则以已聚集众多闽南人的直落亚逸街为中心，向西北地区扩建，囊括今天的福建街、长泰街与厦门街等，这里成为早年闽南人落脚定居的地区。⑤ 在莱佛士重商主义政策鼓励下，直落亚逸这个昔日海湾逐渐成为华侨商号集中、繁华的商业区和住宅区。据考证，到1879年直落亚逸街已有140多家店铺，其中可考证出的30多家商店主要经营铁器、面包、咖啡、鞋业、印务、承包商及猪仔馆等。大部分店家东主已不可考，可考出的东主中有8家为闽籍人士。⑥19世纪80年代以后，新加坡挖山填海。城区的扩展，使得天福宫虽位置不变，但是，160多年前的海滩却已是数公里以外了。如今的直落亚逸街，仍是华人聚居开店之街，仍然是人来人往热闹之路。天福宫成为了新加坡城市发展变迁的见证。“天福宫的兴建，是新加坡都市建设的一个里程碑。” ⑦ 三、天福宫与早期闽南人帮权政治 在早期华人社会里，寺庙往往是方言族群权力所在的标志。19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帮权组织便可在各方言族群对寺庙修建及活动中体现出来。漳、泉人同属闽南方言语系，沟通便利，易于联合。在早期华侨社会里，同乡相帮对移民立足他乡是非常重要的。漳泉人得海丝之风的推动而较早出国打拼，是福建省出国最早的移民群，在新加坡开埠期，开拓者大多是由马六甲来的侨生，这些漳、泉商人，因为已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通晓英语与马来语，他们以较优之势“控制整个福帮社群”，所以漳泉人讲的闽南话便成为福建话的代表，漳泉人便就是福建人，闽北、闽西等则被挤出福建人的行列。陈荆和认为：“漳、泉人控制下的福建帮组织，只能代表漳、泉的利益，为占有利益而加紧结合，高度的发展地缘性作用，因 而产生了排外的小群意识，造成了封建的帮权威望。” ⑧天福宫的修建以及后来变成为闽南人的活动中心，正是适应了这种帮权威望的树立。因为在信仰妈祖的闽南人的心目中，妈祖还是具有一种超物质的、凭信仰力量可以领导和鼓舞人们的富有感召力的精神领袖。漳、泉商人进入新加坡掌控福建帮后，很快便取得在新加坡华人社会里的优势地位。 关于19世纪新加坡福建帮的帮权状况，林孝胜先生认为：福建帮是操厦门语系的漳州府、泉州府和永春州的福建人（即如今我们所说的闽南人）为代表。颜清煌先生也指出：当时福建帮由三大集团组成：漳州集团、泉州集团和永春集团。泉州集团又分为南安小集团和金门小集团，南安人于1836年修建凤山寺，崇祀广泽尊王，南安人以此为宗教活动中心和社会中心；金门小集团于1876年修建浯江孚济庙，供奉圣候恩主神，该庙是金门人聚会场所。直到1867年，永春集团才建立永春会馆。漳州集团在三大集团中处于领导地位，著名的帮权领袖是薛佛记、陈笃生和陈金钟。⑨ 薛佛记和陈笃生都是由马六甲来的漳州府籍侨生。薛公是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1828年率领同乡在石叻路兴建恒山亭，薛公为恒山亭大董事，成为福建帮的领袖。恒山亭不仅是一块管理与丧葬有关事情的义冢，而且管理整个福建帮的事务和处理闽商事务，成为福建帮的总机构。当1839年薛公离开新加坡前往马六甲出任青云亭亭主时，福建帮的领袖地位便转到陈笃生的手里。陈笃生的崛起与天福宫的修建有内在的联系。当以“慎终追远”为目的的恒山亭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时，陈笃生以其聪明才智率领11名各方言帮的头面人物集款修建天福宫，他本人出资3074.76元，居所有捐款人之首，顺利获得天福宫理事会的大理事之职。由于12位董事中六位是闽南人，天福宫基本由福建帮控制，陈笃生顺理成章地成为福建帮的领袖，福建帮的总机构也由恒山亭迁移到天福宫。1850年陈笃生死后，其子陈金钟接替了他，成为天福宫的领袖。为了树立威信和增强帮权的力量，1850年陈金钟捐出1719.11元叻币修复天福宫。在会馆出现以前，宫庙领导权成为帮权权力的象征。以漳、泉人为主的福建帮，在福建会馆成立前，其天福宫为帮群的议事场所。所以，有学者认为，在早期华人社会里，寺庙大多隐藏着方言族群的帮权力量。“天福宫，赋有完全支配福建人的威权。”⑩ 我们可以其他方言族群的寺庙状况来加以说明。林孝胜在论述新加坡粤海清庙的匾额含义时曾说“粤海清庙的匾额是研究19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帮权关系与活动的重要史料，它是广、客、潮、琼四帮联合阵线最好的见证。联合阵线各派系都在粤海清庙内出现，惟独没有福建人的匾额，印证了19世纪帮权政治的两极性。” (11)林孝胜认为自恒山亭建立成为福建帮的总机构的次年（1829年）新加坡华人社会已形成“广客潮琼联合阵线”对“福建帮”的两极帮权政治。 在海外华人社会，庙宇往往成为社团的雏型和前身。“在19世纪，一间高度地方色彩的庙宇是团结乡人非常有效的媒介，因此早期的地缘性组织多先以庙宇方式出现。”(12)1860年，在天福宫聚集活动的基础上，成立了福建会馆。陈金钟被推举为第一任会馆主席，仍然掌控着福建帮的领导权，直到1892年陈金钟去世，他在帮中的领导地位是牢固的。随着会馆的成立和在华侨社会中发挥作用，宫庙的政治作用式微。福建会馆自成立起长期设在天福宫内，直到1954年，为使天福宫更便于各方言民众崇祀妈祖及其他神祗，而把天福宫马路对面原有的戏台拆除，改建为福建会馆大厦。如今天福宫仍为福建会馆管理。漳州集团对福建帮近百年的统治，其权力之强使漳州集团一直以福建帮的代表自居，也使得漳州人的会馆组织到了20世纪才出现，1929年漳州会馆成立。 四、从妈祖信仰看文化传承与创新 妈祖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对今天的信奉者来说，“妈祖既是神祗，又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因此对她的信仰不光是企望，也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13)一位马来西亚学者认为：“妈祖也是仁孝之神，据传她生前的所作所为，表现出孝顺和仁爱的品质，在海上救苦救难，陆上消灾解厄，对父母的孝行使她成为孝女。百善孝为先，华人家庭伦理的维系，无不建立在孝的基础上，对妈祖的崇拜，正象征着华裔民族对‘仁爱’和‘孝顺’的崇拜。” (14)对妈祖的信仰和崇拜，代代相传形成传统，流播到海外不因地域的改变而动摇，使这一信仰文化得以传承。 妈祖源于莆田湄洲，但是很快就在泉州、漳州流行，泉州天后宫、漳州漳浦乌石黑面妈祖都有近千年的历史。来自漳、泉地区的闽南人把妈祖带到新加坡，便是把中华传统文化、把妈祖信仰带到新加坡。1840年迎奉的妈祖来自闽南；2001年重新维修天福宫时，同样在福建莆田订制神像和香炉。今天，天福宫妈祖神像虽然已为所有华人崇祀，但它仍代表着闽南文化在海外的衍播。我们暂且不论天福宫内掷茭问卜的迷信行为。从历史视角来看，天福宫的《建立天福宫碑记》和1906年重修时奠立的《重修天福宫碑记》，记录了新马华人漂洋过海南进的历史，反映了当时的华人社会状况，其碑记的史料价值是珍贵的。160多年天福宫蕴存着新加坡华人尤其是闽南人的奋斗历程，它是新加坡闽南人160多年发展史的见证。天福宫的建筑是正统闽南庙宇的建筑风格，其主殿之气势恢宏、高大端庄的妈祖神像，飞仙雕刻的山门横梁、绘画精妙的山门门神都令笔者叹为观止。新加坡是个多元文化国家，其人口种族包括华族、马来族、印度族以及其他族裔，多族文化组成的新加坡文化是新加坡国家文明的基础，作为华族文化一部分的闽南方言族群文化，丰富了新加坡文化，促进了新加坡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2001年，天福宫申请成为国际重点文化遗产。 根据湄洲妈祖祖庙提供的资料，目前世界上有妈祖信众近2亿，妈祖庙近4000座，分布在美国、日本、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缅甸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活在科学发达的现代的海外华人，仍然热衷于修妈祖庙和还愿，“这不是单纯的信奉问题，更主要的是在妈祖信奉中寄托着深厚的、源远流长的民族感情之故。”(15) 妈祖海上保护神的诞生，“是海洋交通文化的直接产物，其信仰的发展最终又以宗教的形态对海洋交通文化产生影响。”在海外华人社会里，地缘、血缘、业缘是华人之间聚落、联络、团结、互助的纽带，而对神明繁多冠全国的闽南人来说，“神缘”在其获取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当然，民间信仰毕竟容易带来迷信色彩，我们今天研究妈祖现象，强调的是她所具有的文化遗迹的史料价值和信仰内涵中所蕴存的积极向上的民族传统精神。天福宫见证了华人从中国南来的历史和社会变迁，深具历史和文化意义。 注释： ①韩槐准：《天后圣母与华侨南进》，《南洋学报》第二卷第二辑。 ②陈荆和、陈育崧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中文大学，第57-58页。 ③颜清煌：《新马华人社会史》，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39页。 ④同①。 ⑤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36页。 ⑥庄钦永：《新加坡华人史论丛》，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版，第12页。 ⑦同②，第9页。 ⑧同②，第15页。 ⑨参见林孝胜：《十九世纪星华社会的帮权政治》，载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第6-9页；颜清煌，前引书，第169-170页。 ⑩陈育崧《序》，载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第1页。 (11)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第50-51页。 (12)林孝胜：《十九世纪星华社会的帮权政治》，载林孝胜等著，前引书，1975年，第8页。 (13)林其锬：《“五缘”文化的传承与变异--论妈祖文化现象》，载《海内外学人论妈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14)《焚一把人间香火》，马来西亚《文道》杂志，第57期，1985年10月。 (15)（日）游仲勋：《东南亚华侨经济简论》，郭梁等译，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 （作者单位：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 （原载于：《闽南文化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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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7 15: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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